院长的话
曹伟彤院长
人性论探索之路
神的引领何等奇妙!祂满有恩典,一路带领我在神学院和教会的事奉,让我不断经历祂丰盛的恩惠。
人性的幽暗与光明
回望主恩,同时想起生命中艰难的时节。 2022年是我人生最困顿的一年:母亲患上重病及后离世,同年又目睹人因私欲而变得何等幽暗凶残。人的私欲竟可如此猖獗,甚至到了僭越上天、背离真神的地步。人在自恋中滥用「自由」,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比他人优越,强逼别人接受他们的立场。他们以欺压达成目的,又嫉妒他人所有,甚至试图摧毁别人。他们惟我独尊,毫不顾念他人。我既窥见人性的深渊,却也见证友情的珍贵:有些情谊随风消逝,有些数年之交反而愈加坚韧──其中无虚假,无伪装,只有信任,互相提醒和勉励。这些事使我动念撰写《人性与德性》和《心友灵情》的续篇。
2022年某日,我与一位神学院顾问团成员共进午餐。他提到香港这几年发生的种种,本质上皆关乎「人性论」,教会或许越发需要深入研探此课题。我感谢他的洞见,并分享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初涉神学之时,人性论就是我最为热衷探索的神学思考方向。那时我刚开始在教会牧养,每逢周六早晨休息时,便捧着田立克(或译: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逐页细读,「恶补」现代神学基础的不足。其后十多年赴美留学期间,人性论仍是我的研究重点;返港后,因专注神学院和教会实务,就暂将这类研写计划搁置一旁。我对他说:「神似乎透过你来提醒我,要重拾人性论的思考。」
始于求真‧ 终于使命
其实,与他交谈时,心里也浮现了我年轻时求「真」(authenticity)的理想。求真,是我十多岁以来,成长的时候,很喜欢的理想。
年少时,我常常与一群灵魂相近的伙伴共度晨昏。我们在团契中弹吉他,唱诗歌,在查经时对话辩论,在笑声和静默中彼此照见。那是一种充满热情的连结:我们渴望真理,并且沉醉于追寻真理时心灵被点亮的刹那。虽然那时年轻,却已无法对教会「不真」的事情视而不见。我开始埋首于先知文学及其他圣经书卷,心中燃起热望,萌生一个愿景:盼望教会能够更坚定地走在真实和纯全的道路上。意想不到的,神竟将这份盼望化作引路的火光,借着这份渴望与追寻,奇妙地带领我踏上始料未及的路径──后来我顺服呼召,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展开一个「始于求真、终于使命」的旅程。
真理与神学人类学
2023年,因应神学院的需要,我与新来的同事合教「系统神学」科目,好助他适应这里的教学。我只负责教授少部分的内容。为了让学生建立平衡又广阔的神学视野,认识不同的进路而不致偏颇,我建议课程里增补潘能伯格(或译:潘宁博;Wolfhart Pannenberg, 1928-2014)的系统神学著作,认为其进路也是华人教会应当了解的。在我看来,潘能伯格与现代基督教之间的辩论,背后的分歧是对「真理」概念的不同理解。对他而言,真理的本质不能仅是主观的;惟有当真理能宣称──至少在原则上──对所有人皆成立时,它才可同时是个人的。因此,系统神学在寻求与一切知识连贯起来的过程中涵括所有实在,这任务是基于「神是世界创造者」的观念,所以要将人类、世界及历史的知识纳入其中,并在基督启示的光照下呈现它们。如此,他尝试发展「神学人类学」──这不是作为建构整个系统神学的基础,而是作为神学思考的方法论起点。他检视人文学科里关于人类存在的发现,着眼于其中可能与神学相关的涵义。
齐读神学经典
2024年,我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信徒神学教育部开办「院长书房」一科,带领同学共读神学经典,鼓励他们细读深思,让学习不囿于课堂讲授,更是亲自阅读、品味、反思原著的内容。我选择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 1940-)的《和平的国度》(The Peaceable Kingdom)为该科读物,与同学一起思想神所应许的和平国度;其中,侯活士谈及以耶稣的故事来塑造人的身分和品德。我带领大家逐页细读,鼓励他们认真揣摩原文的意思。我认为,若要理解某位神学家,就必须阅读其原著,不可仅凭他人转述,否则容易一知半解。我期盼教会在时代激流中能够冒起神学根基稳固的领袖,兼具智慧、坚毅、正义、勇气与仁爱。我深知香港教会经过「牙牙学语」的成长阶段──这是自然的必经过程,如同婴孩学语,至今我们在神学方面仍存留不少模仿的痕迹。但我们终须脱离人云亦云、偏听偏信的稚嫩状态。譬如,我们不应简单断言「这是潘霍华的观点,所以我们要照做」或「这是侯活士的立场,我们直接套用吧」。神学需要明辨、反思、批判,继而实践。
「院长书房」完结后,信徒神学教育部主任彭君成先生邀请我再办一次,我欣然应允。这次他建议研读华人教会较少涉猎的田立克的《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我亦欣然接受。田立克的思想发人深省。他指出:那植根于神之存在的勇气,统一并超越了「作为部分的勇气」与「作为自我的勇气」。这既避免因参与集体而丧失自我,也避免因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而失落世界。因此,自我不会消融于更大的整体中──当自我参与(participation)于存有本身的力量,就反而获取自身,不致如集体主义那样吞噬个体。这正是教会自称为「存在勇气之仲介」的缘由。虽与侯活士的取向不同,但田立克的思想正可帮助弟兄姊妹拓展视野,培养慎密的神学思辨力。
今年4月,我委任陈合英老师担任教牧持续教育课程主任,希望她大力推动教牧持续学习。她其中一项任务,是策划类似「院长书房」的科目给香港及海外的教牧。我盼望通过共同阅读来深化心思,更新意念。我正考虑带领教牧同工共读的传统神学经典,包括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的《宗教情感》(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等。
公共神学与人性
此外,我也构思开设公共神学经典阅读课程,并邀请谢品然博士参与教学。早在二十一世纪初,他就在汉语学界推动公共神学,是位重要的学者。 2004年12月,我曾在他推动的公共神学会议上发表文章。说来奇妙,今年6月我在台湾讲道时,得知公共神学在当地成了热议课题。执笔之时,又闻悉公共神学也开始受美国华人圈子关注。
今年6月,正在构思这些课程之际,突然收到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邀请,想我为李学准教授的新书《盟约与沟通:基督教与哈贝马斯的道德交谈》作序。这仿佛给我加添了一股推动力,促使我深入思考公共神学的本质。于是我再次细读李教授的著作。他是我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时的同窗,他师从帕里斯(Peter Paris)和斯塔克豪斯(Max Stackhouse)。我们曾一同修读「加尔文研究」、「约拿单.爱德华兹研究」、「巴特研究」等专题研讨课程,又一同参加「伦理学历史」、「理论与实践」等科目,并在探讨施莱尔马赫(或译:士来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思想的课堂上深入交流。李教授精于研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以其独特基督教神学视角,与当代公共哲学开展创造性对话。作为韩裔学者,他既强调诚实面对基督教传统,又呼吁接纳宗教、政治、伦理及世界观的多元性,而这种张力恰恰成为创造性思考的源泉。因此,神学应该是一门公共学科。信仰并非独立于理性的认知方式,而是建基于公共的、历史的知识。这意味着,若神的概念对应一个实际存在的实在,它就应该能够照亮人类的存在和世界的经验。人类按照神的形象受造,但直到末世命运完成之日,仍以罪性为特征──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个人生命,也深刻塑造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看法。
当我如此梳理上述种种,不禁惊叹神的奇妙引领──原来我不知不觉归回了人性论探索之路。为回应时代的需要与呼声,在神的引导下,在探索人性的求真路上,我回到四十年前的起点,开始更专注地投身人性论的研写。愿完成这趟人生的学习,留下心灵思想的点滴印记。
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