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儿童同行

何谓「儿童神学」

　　2025年10月8日，我与校友志宏相约晤谈。他一向热心投身儿童事工，清楚认定这是神赋予他的召命。席间，我想起自己在美国任教时一位大学同事――儿童神学学者邦葛（Marcia J. Bunge）――遂向他推介其主编的论文集《儿童神学：多元方法与全球视角》(Child Theology: Diverse Methods and Global Perspectives）。书中多位作者提出，所谓「儿童神学」，可以理解为「以儿童为分析焦点的神学」、「关注儿童处境的神学」或「与儿童同喜同忧的神学」。他们从事神学反思时，有意识地回顾自身童年经验，同时认真聆听及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儿童，并将这些经历融入神学思考之中。

　　邦葛邀集的作者，多是全球「兒童神學運動」（Child Theology Movement）的核心参与者。她指出，虽然当代神学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不少教义领域，但对于「儿童」这一范畴，却仍然缺乏一套既有扎实的历史和圣经根基、又具整全视野的神学教义。这某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许多教会难以建立健全的宗教教育和儿童事工。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缺口，儿童神学运动从2002年开始浮现，逐渐成形，相关的神学工作者特别关注儿童的整全福祉及门徒训练，并盼望在「耶稣把一个小孩子置于门徒中间」（参太十八2）这图像的亮光下，推动教会重新检视其信仰实践和牧养想象。

　　在这些对话中，学者区分了「童年神学 / 孩童神学」（theologies of childhood/theologies of children）与「儿童神学」（child theology）。前者基本上是「从神学出发，走向儿童」：成人以既有的神学资源为起点，尝试理解儿童，并综合圣经、教会传统、生活经验，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建构较丰富的儿童观。相对地，「儿童神学」则刻意采取相反路径――由具体儿童的生命处境出发，再转向神学反思，避免以抽象理论来绕过真实的儿童。这种进路提醒神学教育工作者和牧者，要「认真对待真实的孩子」，在相遇中作无前设的接纳者，并借着回忆具体的儿童、童年故事和情境，将儿童放在思想中心。如此，儿童神学既看见儿童的脆弱，也看见他们的主体性和贡献，同时鼓励成人在神学和牧养上对儿童承担起责任。

儿童神学读书营

　　这些理念引发我思考：「儿童神学」如何能成为本地教会更新儿童事工及信仰培育的一项资源？因此，我萌生念头，希望举办读书小组或营会，邀请教会同工和导师一起讨论相关课题。2026年1月，我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举行首次「儿童神学读书营」，并以志宏所服侍的博爱潮语浸信会作为首个合作堂会。1月30至31日，十多位关心儿童教育的教会代表与我一起，用了六个小时，研读儿童神学相关的书籍和文章。除了我讲解重点，参与者亦主动将所读的内容套用于自己教会的实况，一同辨识在事工实践上的可行方向。

儿童宣教牧养的陷阱

　　营会中，我们也探讨儿童神学与「宣教」及「传福音」的关系，细读相关文章。文献指出，当前儿童宣教存在若干陷阱，须要警惕，其中之一是将儿童「物化」和「工具化」的倾向。例如，有些教会或宣教机构推动事工，宣传或募款时，经常以儿童（尤其是弱势儿童）的形象来唤起情绪及同情，甚至不自觉地运用隐性或显性的强迫手段、情绪操控、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等方式，或采用有误导性的呈现手法，于是儿童在整个过程中容易被当作「事工策略的资源」，而非具尊严及主体性的「人」或主体（subject）。在这样的情况下，儿童在实际的操作中被当作达成其他目标的宣教「工具」，未被真正接纳为信仰主体。

　　讨论这个议题时，有一位姊妹分享预读文章时的反省。她留意到本地某些教会的实况，儿童崇拜和儿童聚会实际上被功能化，成了一种「托儿」或「保姆服务」。有时聚会尚未结束，家长便因不同理由提早接走孩子，打扰了孩子的敬拜、祷告和学习。诚然，他们这样做，背后往往有一定的现实考量，并非完全不能理解；然而，我们仍觉得有必要提醒自己：作为教会群体，我们是否真正尊重每一位参与聚会的孩子，视他们为在神面前具有主体性且同蒙呼召的人？我们是否愿意为他们灵性的益处，重新检视聚会的安排和惯常的做法，使他们在整个聚会过程中得到较完整的信仰培育？

　　此外，文献亦指出另一个极端：在当代某些社会的氛围下，儿童几乎被排除在宣教的视野之外。部分基督徒父母不自觉地接纳了某种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自己不应给孩子「加添」宗教承诺，于是刻意把孩子的信仰视作「完全个人的选择」，不愿给他们提供任何具体的引导。父母既没有通过自身的生活见证向儿女展现基督信仰，也没有在家庭为孩子预备一个可自由发问、探索信仰的空间。最终，儿童那正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和属灵生命，不但没有被建立，反而被削弱，甚至被扼杀。

儿童是在关系中的人

　　面对这两个极端状况，教会和领袖不得不问：我们可以如何回应？第一，我们需要回到基督论及人论的核心，重新想起：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人（authentic humanity），也是神形象的真实彰显。在祂身上，我们看见人性本质上是关系性的――真正的人性，是在「与神同在、为神而活」的关系中，并且在「与他人同在、为他人而活」的关系中被形塑。换言之，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与他人隔绝、抽离的状态下成为「真正的人」。因此，在宣教和牧养的实践中一切将儿童物化、工具化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儿童被「去人性化」，这与基督所展现的人观背道而驰。

　　教会设计事工及运用资源时，真诚地优先考量儿童的益处，而不是先从自己的「业务」形象、成效或增长数字出发，儿童才有可能被视为真正的主体（subjects），而非「附属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在教会生活中学习真实地看见、聆听、欢迎并服侍每一位儿童。也只有在这种真诚相遇中，教会才能在他们面前具体地见证那位与父神同在、为父神而活，又与全人类同在、为全人类而活的主耶稣基督。

再思召命：向儿童作见证

　　第二，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向儿童作见证」（witness to children）的召命。见证不单是口头劝信，而是以「言语」和「行动」一同指向神在基督里的道和作为。从根本来说，基督徒的呼召就是作基督的见证人。固然，只有基督自己是真正「宣讲神之道的那一位」（言者），也是真正「施行神作为的那一位」（行者）。虽然教会在历史中往往表现软弱，甚至不时成为阻碍，然而，因着主的恩典，基督仍邀请并吩咐教会参与见证祂的工作。

　　因此，教会向儿童作的见证，其中心内容必须是耶稣基督自己――祂的身分和祂所成就的救恩，而非单单是某些道德规条或宗教活动。见证可以有多种形式：有时直接，有时较含蓄；有时用言语讲明，有时是沉默陪伴，作出具体行动。有些处境下，言语居于主导，行动在旁呼应；另一些情境中，行动先行，言语则作为适切的说明及解释。无论如何，真正的见证不会停留在口号，也不会只剩下忙碌的活动，而缺乏基督的真实临在和清晰指向。

　　这样看来，教会和基督徒向儿童作见证，并不是要操控或威吓他们，以换取儿童举手「决志」，而是承认：教会只是见证者和同行者，真正改变人心、引导儿童回应福音者乃是圣灵。见证者必须尊重儿童那正在发展中的能动性（agency），并顾及他们成长的特征和需要。教会的角色，是忠实见证基督的言语和行动，相信儿童的回应是在圣灵的工作与他们的属灵能动性（spiritual agency）交织当中成形。教会不能强迫他们相信，却能在神的恩典中与他们同行，按着其年龄及成长阶段，陪伴他们学习以合适的语言表达信仰，并在实际生活中经验对神的信靠。

　　从这个角度来看，抵抗物化儿童的倾向，就意味着教会必须承认并辨认每一位儿童独特的人格（personhood）及其生命处境，并按各人具体的发展需要和存在方式与他们互动。在教会群体中，会众及基督徒父母的孩子，理应长期沉浸在一种「以神的道为中心、以言语和行动共同构成」的见证氛围中。若儿童从未在家庭及教会里通过信徒日常的言行真实地遇见神，他们就失去了不少本可认识及探索福音的机会。今日不少出身基督徒家庭的孩子逐渐疏离──甚至离开──信仰，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正是在家庭和教会里缺乏具体、可信的基督见证，因而难以真实地理解并认同福音。

重整儿童的灵命培育

　　总而言之，这二十多年间，全球「儿童神学」在教会论和宣教论方面作出这些提醒，对华人教会及信徒领袖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宝贵的对话资源。或许，儿童神学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方向地重整儿童的信仰培育，使家庭及教会在圣灵带领下，释放更多创造性的牧养能量，让儿童与成人一同更丰盛地经历基督里的生命。我们将会发现，教会不只是「教导、引导和赋能」儿童，同时也在他们身上不断学习，从他们的生命和信心得着激励和盼望。在家庭及教会里，我们可以分享故事，培育信心，共同祈祷和敬拜，藉此与他们同行；在社会层面，为了真切爱护儿童，我们积极推动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整全福祉。

　　盼望未来的岁月，越来越多香港教会和领袖不仅重视儿童事工的运作，更看重儿童的信仰生命本身，并学习在具体处境中，见证神在基督里的道和作为如何真实临在并更新儿童的生命。欢迎教会弟兄姊妹与我们联络，一同推动香港教会学习「儿童神学」，并合作协办儿童神学成长营及聚会。

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