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論探索之路

　　神的引領何等奇妙！祂滿有恩典，一路帶領我在神學院和教會的事奉，讓我不斷經歷祂豐盛的恩惠。

人性的幽暗與光明

　　回望主恩，同時想起生命中艱難的時節。2022年是我人生最困頓的一年：母親患上重病及後離世，同年又目睹人因私欲而變得何等幽暗凶殘。人的私欲竟可如此猖獗，甚至到了僭越上天、背離真神的地步。人在自戀中濫用「自由」，妄自尊大，以為自己比他人優越，強逼別人接受他們的立場。他們以欺壓達成目的，又嫉妒他人所有，甚至試圖摧毀別人。他們惟我獨尊，毫不顧念他人。我既窺見人性的深淵，卻也見證友情的珍貴：有些情誼隨風消逝，有些數年之交反而愈加堅韌──其中無虛假，無偽裝，只有信任，互相提醒和勉勵。這些事使我動念撰寫《人性與德性》和《心友靈情》的續篇。

　　2022年某日，我與一位神學院顧問團成員共進午餐。他提到香港這幾年發生的種種，本質上皆關乎「人性論」，教會或許越發需要深入研探此課題。我感謝他的洞見，並分享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初涉神學之時，人性論就是我最為熱衷探索的神學思考方向。那時我剛開始在教會牧養，每逢週六早晨休息時，便捧著田立克（或譯：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的《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逐頁細讀，「惡補」現代神學基礎的不足。其後十多年赴美留學期間，人性論仍是我的研究重點；返港後，因專注神學院和教會實務，就暫將這類研寫計劃擱置一旁。我對他說：「神似乎透過你來提醒我，要重拾人性論的思考。」

始於求真 ‧ 終於使命

　　其實，與他交談時，心裏也浮現了我年輕時求「真」（authenticity）的理想。求真，是我十多歲以來，成長的時候，很喜歡的理想。

　　年少時，我常常與一群靈魂相近的伙伴共度晨昏。我們在團契中彈吉他，唱詩歌，在查經時對話辯論，在笑聲和靜默中彼此照見。那是一種充滿熱情的連結：我們渴望真理，並且沉醉於追尋真理時心靈被點亮的剎那。雖然那時年輕，卻已無法對教會「不真」的事情視而不見。我開始埋首於先知文學及其他聖經書卷，心中燃起熱望，萌生一個願景：盼望教會能夠更堅定地走在真實和純全的道路上。意想不到的，神竟將這份盼望化作引路的火光，藉著這份渴望與追尋，奇妙地帶領我踏上始料未及的路徑──後來我順服呼召，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展開一個「始於求真、終於使命」的旅程。

真理與神學人類學

　　2023年，因應神學院的需要，我與新來的同事合教「系統神學」科目，好助他適應這裏的教學。我只負責教授少部分的內容。為了讓學生建立平衡又廣闊的神學視野，認識不同的進路而不致偏頗，我建議課程裏增補潘能伯格（或譯：潘寧博；Wolfhart Pannenberg, 1928-2014）的系統神學著作，認為其進路也是華人教會應當了解的。在我看來，潘能伯格與現代基督教之間的辯論，背後的分歧是對「真理」概念的不同理解。對他而言，真理的本質不能僅是主觀的；惟有當真理能宣稱──至少在原則上──對所有人皆成立時，它才可同時是個人的。因此，系統神學在尋求與一切知識連貫起來的過程中涵括所有實在，這任務是基於「神是世界創造者」的觀念，所以要將人類、世界及歷史的知識納入其中，並在基督啟示的光照下呈現它們。如此，他嘗試發展「神學人類學」──這不是作為建構整個系統神學的基礎，而是作為神學思考的方法論起點。他檢視人文學科裏關於人類存在的發現，著眼於其中可能與神學相關的涵義。

齊讀神學經典

　　2024年，我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信徒神學教育部開辦「院長書房」一科，帶領同學共讀神學經典，鼓勵他們細讀深思，讓學習不囿於課堂講授，更是親自閱讀、品味、反思原著的內容。我選擇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 1940-）的《和平的國度》（The Peaceable Kingdom）為該科讀物，與同學一起思想神所應許的和平國度；其中，侯活士談及以耶穌的故事來塑造人的身分和品德。我帶領大家逐頁細讀，鼓勵他們認真揣摩原文的意思。我認為，若要理解某位神學家，就必須閱讀其原著，不可僅憑他人轉述，否則容易一知半解。我期盼教會在時代激流中能夠冒起神學根基穩固的領袖，兼具智慧、堅毅、正義、勇氣與仁愛。我深知香港教會經過「牙牙學語」的成長階段──這是自然的必經過程，如同嬰孩學語，至今我們在神學方面仍存留不少模仿的痕跡。但我們終須脫離人云亦云、偏聽偏信的稚嫩狀態。譬如，我們不應簡單斷言「這是潘霍華的觀點，所以我們要照做」或「這是侯活士的立場，我們直接套用吧」。神學需要明辨、反思、批判，繼而實踐。

　　「院長書房」完結後，信徒神學教育部主任彭君成先生邀請我再辦一次，我欣然應允。這次他建議研讀華人教會較少涉獵的田立克的《存在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我亦欣然接受。田立克的思想發人深省。他指出：那植根於神之存在的勇氣，統一並超越了「作為部分的勇氣」與「作為自我的勇氣」。這既避免因參與集體而喪失自我，也避免因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而失落世界。因此，自我不會消融於更大的整體中──當自我參與（participation）於存有本身的力量，就反而獲取自身，不致如集體主義那樣吞噬個體。這正是教會自稱為「存在勇氣之仲介」的緣由。雖與侯活士的取向不同，但田立克的思想正可幫助弟兄姊妹拓展視野，培養慎密的神學思辨力。

　　今年4月，我委任陳合英老師擔任教牧持續教育課程主任，希望她大力推動教牧持續學習。她其中一項任務，是策劃類似「院長書房」的科目給香港及海外的教牧。我盼望通過共同閱讀來深化心思，更新意念。我正考慮帶領教牧同工共讀的傳統神學經典，包括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的《宗教情感》（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等。

公共神學與人性

　　此外，我也構思開設公共神學經典閱讀課程，並邀請謝品然博士參與教學。早在二十一世紀初，他就在漢語學界推動公共神學，是位重要的學者。2004年12月，我曾在他推動的公共神學會議上發表文章。說來奇妙，今年6月我在台灣講道時，得知公共神學在當地成了熱議課題。執筆之時，又聞悉公共神學也開始受美國華人圈子關注。

　　今年6月，正在構思這些課程之際，突然收到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邀請，想我為李學準教授的新書《盟約與溝通：基督教與哈貝馬斯的道德交談》作序。這仿佛給我加添了一股推動力，促使我深入思考公共神學的本質。於是我再次細讀李教授的著作。他是我在普林斯頓神學院攻讀博士學位課程時的同窗，他師從帕里斯（Peter Paris）和斯塔克豪斯（Max Stackhouse）。我們曾一同修讀「加爾文研究」、「約拿單．愛德華茲研究」、「巴特研究」等專題研討課程，又一同參加「倫理學歷史」、「理論與實踐」等科目，並在探討施萊爾馬赫（或譯：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思想的課堂上深入交流。李教授精於研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以其獨特基督教神學視角，與當代公共哲學開展創造性對話。作為韓裔學者，他既強調誠實面對基督教傳統，又呼籲接納宗教、政治、倫理及世界觀的多元性，而這種張力恰恰成為創造性思考的源泉。因此，神學應該是一門公共學科。信仰並非獨立於理性的認知方式，而是建基於公共的、歷史的知識。這意味著，若神的概念對應一個實際存在的實在，它就應該能夠照亮人類的存在和世界的經驗。人類按照神的形象受造，但直到末世命運完成之日，仍以罪性為特徵──這些思想不僅影響個人生命，也深刻塑造我們對人類社會的看法。

　　當我如此梳理上述種種，不禁驚歎神的奇妙引領──原來我不知不覺歸回了人性論探索之路。為回應時代的需要與呼聲，在神的引導下，在探索人性的求真路上，我回到四十年前的起點，開始更專注地投身人性論的研寫。願完成這趟人生的學習，留下心靈思想的點滴印記。

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