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sage from the Editor of Issue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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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s Tang

三一上帝在基督裏藉著聖靈所建立並持續地構成的教會群體，一直活在世界之中；這樣一來，她就無可避免地要跟世界之中的國家或政權交往。今期《山道期刊》以「政教關係」為主題，邀請了不同學者就著新約聖經、教會歷史、系統神學等各個範疇，探討這個重要的課題。

梁俊豪和吳國傑分別撰寫〈「帝王崇拜」與保羅的教會〉和〈君士坦丁與君士坦丁主義：歷史論據的重檢〉，分別澄清「帝王崇拜」及君士坦丁對教會的影響。梁氏指出近年興起的「保羅反帝國修辭」進路很大程度影響了保羅研究，學者們認為保羅書信中隱含著反帝王神學。但是梁氏表示，雖然「帝王崇拜」或「羅馬帝國意識形態」在保羅時代十分普遍，但卻沒有充分證據顯示，初期教會在信仰上或生活上受到極大的壓力或威脅，並且在保羅書信之中也沒有意思明確的經文足以證明這種看法，而且以隱藏文本的方式閱讀保羅書信，亦叫人難以信服。

吳國傑一文梳理君士坦丁與君士坦丁主義之間的關係，從而澄清君士坦丁與君士坦丁主義並無任何關係。神學家尤達（John H. Yoder）提出君士坦丁主義來指涉西方教會的轉變，把教會之背道歸因於君士坦丁歸信基督之後的舉動。吳氏衡量萊泰赫（Peter J. Leithart）著的《維護君士坦丁》（Defending Constantine）及羅夫（John D. Roth）編的《重檢君士坦丁》（Constantine Revisited）兩者的論據，並根據個人研究作出判斷，重新釐清君士坦丁與君士坦丁主義的關係，幫助讀者有更為確切的了解。

羅永光的文章〈「在地若天」――主禱文與極權政治〉討論二十世紀「第三帝國」時期的兩種政教論述，分別是《安斯巴赫忠告》（Ansbacher Counsel）和《巴冕神學宣言》（Theological Declaration of Barmen），前者是基於改革宗的「基督的君主權」，後者則立足於路德的兩國論，雙方的焦點都集中於地上國度的位置。羅氏在此提出第三種看法，發掘主禱文中的政治含意：既沒有否認地上國度，也沒有排斥基督；耶穌是天父在地上的真正代理人，祂的國是那要指引所有地上王國遵行天父旨意的國。

鄭仰恩則帶領我們歷時性地回顧及評價改革宗傳統的政教態度及觀點。他的〈改革宗的政教態度與觀點：一個歷時性的回顧與評價〉，一方面鋪陳改革宗歷來一些展現其對政教關係看法的代表性事件，包括宗教改革時期瑞士的日內瓦、法國的預格諾派、尼德蘭的改教運動、蘇格蘭的盟約派、英格蘭和北美殖民地的情況，以及當代南非的處境。另一方面，鄭氏整理了近年歷史學者對改革宗政教觀點所作的詮釋，從而發現其發展是具有多元要素，並且層次豐富：政治環境的驅迫和形塑、參與行動者（聖徒）的公民意識、法理上證成抵抗的責任或權利、宗教禮儀及社會行動上「破除偶像」的論述和抗爭、抵抗神學的全面建構、以當代的信仰告白來激發政治行動。

至於杜錦滿的〈從歷史角度看香港浸信會之政教關係（1842-1970）〉，他指出雖然浸信會一向強調及持守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是香港的浸信教會長久以來，就教會應否領取政府資助來推動教會事工，議論不休。這篇文章透過歷史回顧，一方面展示香港的浸信教會怎樣理解「政教分離」這個議題；另一方面也整理出應用這原則時碰到的問題，而在教會辦學方面，最終出現了實用主義勝過理論主義的結果。

最後一篇是劉振鵬的〈初探「政權」在尤達的政教觀的意義〉，集中探討尤達的政教觀中有關「政權」（state）的意義。作者指出尤達對政教的看法，是基於他的「基督的統治」這大前提。在基督的統治下，教會是有意識地知道並成為基督的僕人，而政權卻是不自覺地成為基督的僕人。接著，劉氏探討尤達神學中政權的授權問題，指出政權的屬天授權在於運用邪惡手段，制衡邪惡，使邪惡不致失控，以維持「相對的秩序」。最後，文章談論尤達對政權的功能及其限制的分析，指出政權乃為了維持社會秩序，讓世界認識福音，其正義並不等同上帝自己的正義。

除了專題文章之外，這一期《山道期刊》收錄了一篇討論文章，就是筆者的〈潘霍華的六種抵抗方式――德容格的整理與分析〉，主要是討論德容格（Michael P. DeJonge）就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對抵抗方式及其背後的思想所作的全面整理。讀者可以視之為專題文章的延續。此外，還有五篇書評值得大家細閱，既有聖經研究，也有神學討論。深願三一上帝使用這些學術研究的成果，造福教會群體，讓弟兄姊妹對信仰有更深入和開闊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