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or's Note for Issue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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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健生　鄧紹光

　　宣講是教會最古老的使命，卻也是最容易被誤解的。在消費主義文化的衝擊下，講道日漸被理解為一種溝通技術，講台的成效往往以聽眾的滿意度來衡量。本期《山道期刊》以「聖道之宣講」為主題，邀請六位學者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宣講的神學根基、詮釋原則、修辭資源，以及當代處境中的實踐方向。

　　趙崇明的〈宣講上主奇異陌生及不可思議的道〉指出，當代講道的危機根源於兩個現象：一是老生常談、千篇一律，未能帶給聽道者任何陌生感；二是「過度回應市場需要」，以聽眾感受為出發點，結果「以人為中心」取代「以上帝為中心」。作者援引巴特（Karl Barth）和路德（Martin Luther）的洞見，強調上帝之道是「從外而來的外在的道」，其陌生性和奇異性正是其轉化力量的根源。道的奇異性根植於「顯─隱」二重結構，宣講本質上是參與三一上帝的言說行動。聽眾在聽道中理應經歷的，不是熟悉感的確認，而是面對上帝話語「他性」所帶來的審判和更新。

　　黃卓基的〈現實、詮釋及宣講：從奧古斯丁《基督教教導》看基督教符號學的任務〉從奧古斯丁（Augustine）的《基督教教導》（De Doctrina Christiana）出發，為宣講神學提供符號學的理論框架。奧古斯丁的核心原則是：人認識符號所指涉的現實，必須先於認識符號本身。應用於宣講，這意味著傳道人必須先對上主有真實的認識，方能正確詮釋聖經符號，進而有效宣講。作者將《基督教教導》分為「神學」、「詮釋學」、「修辭學」等三部分，加以分析，顯示奧古斯丁的宣講觀以「愛」為核心――這「愛」不單是神學命題，更要求傳道人在生命中實踐愛神愛人的誡命，否則宣講便失去其根基。

　　曾劭愷的〈上帝之道的三重形式：巴特的缺失與近期巴特主義的修正〉對巴特的聖經論作出批判性評估，指出巴特過於強調聖經的敍事維度，淡化了其命題內容，為後現代解構詮釋留下空間。作者進而介紹後自由派神學家杭星格（George Hunsinger）如何在弗萊（Hans Frei）和林貝克（George Lindbeck）的基礎上，透過強調「書寫之道」與「宣講之道」的有機聯繫來修正這個缺失：大公會議的信條屬「宣講之道」，其權威源自聖經，是「被規範之規範」；聖經本身才是「具規範權威而不被規範的規範」。杭星格的貢獻在於加強聖經命題對神學解經的規範地位。這提醒傳道人講道時，既要忠於聖經敍事，也要讓教義命題框架引導解經，兩者缺一不可。

　　黃順成的〈「故事即論證」：韋利蒙講道中生命故事的運用〉聚焦於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的敍事講道神學。韋利蒙將故事從輔助說明的工具，提升為神學論證本身――故事不是通往真理的橋樑，而是真理得以呈現的場域。這種「演練性」的敍事觀，使講道成為上帝在當下說話的事件，而非單純的資訊傳遞。作者對比韋利蒙與一般故事運用的差異，並將其應用於華人教會的處境，批判成功神學和消費主義對講道的侵蝕――吸引式講道將故事工具化，使講道向消費主義妥協，遮蔽了福音的奇異性、聖靈的主權，以及故事應有的本體論地位。作者轉而主張以陌生化策略、群體敍事和神本見證為進路，召喚傳道人重新正視福音的轉化力量。

　　筆者雷健生的〈中國修辭學的建構與華人講道學之合理性初探──以「說服」觀念為例〉以「說服」觀念為切入點，探討華人講道學。奧古斯丁將希羅修辭學引入基督教講道學，奠定西方講道學的基本範式；本文建議華人教會效法此範式，以中國修辭學為基礎，建構本色化的華人講道學。然而，要確立這一方向的合理性，須先論證中國修辭學已具備獨立的學術地位。在「說服」觀念上，中西修辭傳統存在根本差異：西方以說話者的說服技巧為核心；中國傳統則以受眾「心悅誠服」（心服）為目標，強調「修辭立其誠」，視道德品格為說服力的根本。這一差異對華人講道學具有直接啟示：傳道人的靈命修養，遠比講道技巧更為關鍵。周聯華的著作《新編講道法》已在實踐層面作出相關嘗試，可資借鑑。

　　羅潔盈的〈宣講「悔改的浸禮」：聖道禮儀對成青的靈性塑造與更新〉針對後疫情時代香港教會的講壇危機，提出整合性的宣講與牧養回應。作者首先批判「新講道學」過度遷就聽眾經驗的傾向，繼而以韋利蒙提出的「悔改的浸禮」為核心，主張宣講必須回歸受浸群體的身分認同，而非淪為一般宗教演說。針對成青（18-29歲）四種過渡狀態，文章援引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定向—失向—新定向」的詩篇神學，主張詩篇是成青在人生失序中向上主禱告的重要語言資源，並批評現時華人教會削減詩篇的做法。文章進而結合教會年曆經課、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的「日常生活神操」及威爾斯（Samuel Wells）「五幕劇」的終末性教會想像，為成青提出一套使其能「居於上主故事中」的宣講及靈性塑造方案。

　　除專題文章外，本期亦收錄張明光的討論文章〈以賽亞書中列國神諭的政治意圖〉，論證以賽亞書十三至二十三章的列國神諭經歷了多個編輯階段：兩部早期神諭集分別在撒珥根二世和西拿基立時期塑造猶大的外交政策；被擄時期加入的巴比倫神諭，則藉其位置安排及顛覆神話意象（如「赫勒爾」），抵抗巴比倫帝國的意識形態影響。

　　本期另設五篇書評，涵蓋聖經詮釋學、約翰福音與對觀福音研究、教會論的神學類型、上帝論與創造論之關係，以及群體倫理神學，為讀者開拓宣講以外的神學視野。